通州运河船工号子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北京市的传统民间音乐。指北京通州到天津段运河（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民间音乐。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它是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

图片由网友“明知相思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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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指通州到天津段运河（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统一劳动步调，增加劳动兴趣，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它是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如今运河号子的唯一传人是通州永顺镇盐滩村75岁的赵庆福。

通州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早在秦代就有漕运活动。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每年运粮漕船两万余艘，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浩浩荡荡宏伟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光绪末年，漕运废除，通州码头地位逐渐消失，但在运河上民间的客货运输直到1943年，运河因大旱断流时才停止。至此，与漕运共兴衰的号子也从大运河上消失。但是船工号子因有传人，所以流传至今。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指通州到天津段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统一劳动步调、增加劳动兴趣、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2006年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运河船工号子与漕运船工的劳作紧密伴随。其相关器具众多，包括漕运船及船上桅杆、篷布、橹、篙、铁锚、纤绳、定船石等。

运河船工号子种类众多，现已搜集整理出十种二十二首，包括：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仓号、立桅号、跑篷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其演唱形式除起锚号为齐唱外，均为一领众和。

船只通过运河，从北京去天津时是顺风顺流，只要摇橹就可以了。但反方向走的时候是逆流，这就需要船工拉纤。把船从天津拉到北京一般要一个星期，河两边都是光脚踩出来的野道。

拉纤由领号指挥。领号必须得熟悉航道、水情，比如哪里有浅滩，哪里有漩涡，等等。一支拉纤队伍一般要6人以上，有头纤、二纤、三纤，还有尾纤。

领号先喊“开船喽”，提醒大家背上纤；大家再和着“喔呀喔”，跟着号子的节奏，一步一步拉着走。船工号子的应用，让整个拉纤的过程轻松很多。

北京通州早在秦代就有漕运活动。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每年运粮漕船有两万多艘，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浩浩荡荡宏伟船队的，就是那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

到了光绪年间，运河的主要补给河流——潮白河溃决改道。运河断了，朝廷改征粮为折扣银两，漕运废除，水运凋敞，陆路兴起，通州码头的地位逐渐减弱。但运河上的民间客货运输直到1943年运河因大旱断流时才停止，与遭运共兴衰的船工号子也逐渐消失。

1987年，北京市对民族民间文艺进行集成工作，通州区文化馆的常富尧才又重新发现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2006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庆福成了唯一的传承人。

1987年，北京市对民族民间文艺进行集成工作，通州区文化馆的常富尧才又重新发现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2006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庆福成了唯一的传承人。

赵庆福，1930年出生在通州盐滩村(现新建村)，祖辈都是村民。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上船帮忙，耳濡目染学会了船工号子。

赵庆福说，他喊的船号是祖传的，是爷爷教会了姨父和爸爸，姨父和爸爸又教会了他。赵庆福的水上时光正是运河年代的末端。在当时，赵庆福是船上的领号人。

赵义强是赵庆福的大儿子，日久天长也学会了运河号子，但他自认不如父亲喊得好，味道不是那么足。

赵义强说，上世纪30年代水运衰落，1940年开始又赶上3年大旱，运河彻底断流，船工们都另谋职业，赵庆福也不例外。不过他日思夜想的还是那运河号子。

赵庆福加入了桥梁工会，在密云水库修水库时，他用船工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加入自己编的新词，边打桩边喊号子。

文化记忆久流传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运河不像长江和黄河，运河是人工的，水特别稳，没有大风大浪，所以号子相对来讲也挺稳，所谓‘水稳号不急’；而且通州运河号子是‘北调含南腔’，词是北京话，但因为大运河贯通南北，北京这边也有很多南方的会馆，像扬州会馆、杭州会馆、苏州会馆、无锡会馆等，所以调子里会带点南方腔调。”赵义强介绍。

船工号子还有一个特点叫“闲号独一份”。“闲号”是指调动大家的情绪。不仅是船工，还有给船工打杂的，还有旁边看热闹的，要不然一直死气沉沉的，尤其是从天津到北京这一段，过去河两边没什么景观，非常单调，需要船工号子来调剂调剂。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眼下有不少慕名而来的人要拜赵庆福为师。赵庆福说，自己全家都会唱船工号子，他决心将这份宝贵的财富一代代地传下去。

运河船工号子是鲜活的历史记忆，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它是运河文化和北京文化标志性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如今，运河船工号子已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且在传承上后继乏人。同时，对其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