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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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Claudia Goldin（克劳迪娅·戈尔丁）。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

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于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先后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1969）和博士学位（1972）。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71~1973）、普林斯顿大学（1973~1979）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9~1990）。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戈尔丁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1999~2000）、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1991），先后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92）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6）。这些衡量学者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戈尔丁具有问鼎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戈尔丁主要从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来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特点是，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过去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她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

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家侧重于理论模型的研究而言，戈尔丁更加侧重于利用大量详实的历史数据，结合现代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主要集中在性别不同引起的职业分割、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以及性别歧视的测度等方面。

女性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经常遭遇“性别歧视”，而性别歧视的表现之一就是男性和女性进入到不同的行业中，对于产生这种职业分割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分析角度：（1）从市场力量的角度分析；（2）从传统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限制角度。但是从这两种角度分析的文献并没有构建出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其中Mincer & Polachek（1974；1975；1981）从人力资本模型角度解释了不同行业之间的性别职业分割，但是不能解释行业内部的性别职业分割，而戈尔丁在《监督成本与性别职业分割：一个历史角度的分析》（1986）一文中，从工资支付的两种形式对行业内部的职业分割进行了研究。文章构建了职业分割监督模型：（1）假设制造业部门只有一种产品Q，通过两种方式生产，其一，产品Q被分解成n-1个独立的部分，需要n步才能生产出来，当产量能够很容易被观察到而且质量不重要时，可以按件支付给工人工资；其二，产品经过一步就可以生产完毕，同样当产量很容易被监督但产品的质量信息不能轻易获得时，按照计时工资体系支付工资；（2）假设女性劳动力只存在一期，男性可以超过一期；（3）通过构造三种支付和监督方式的组合，进一步分析得到：当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收入的差距大于零时，性别可以导致完全的职业分割，而且女性会接受按件支付工资，男性接受计时工资；计件和计时工人收入的差距大于最优的延迟工资时，女性能够达到男性职业的进入水平，但她们会被阻止进入，通过对1890~1940年间制造业和文职工作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

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贝尔克，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歧视产生的原因以及歧视的影响因素给出了多种解释，诸如拥挤假说以及统计性歧视（Phelps，1972）等。与这些理论解释不同，戈尔丁侧重于从实证角度分析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她认为女性劳动力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并从二战、避孕药的获得性以及最长工时立法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二战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分析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二战促进了女性就业的增加，他们主要从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角度出发，提出了两点解释：（1）从供给角度看，一方面，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参与到战争中导致家庭收入的减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战争期间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促使许多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2）从需求角度讲，战争期间，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劳动需求的增加，导致了以往对已婚女性就业限制的逐步取消，结婚门槛逐渐消失，促进了更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然而戈尔丁在《二战在女性就业增加中的角色》（1991）一文中并不认同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她通过从帕尔默组织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1）1950年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中，有33%的比例是1944~1950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战争期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小，在市场中所有女性劳动力中有22%的比例在1940~1944年间从来没有被雇佣过；（2）许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由此可见，二战对女性就业的直接影响很小。但是戈尔丁也承认二战对以往已婚女性就业中限制政策的逐步取消和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看法的改变，对女性就业的增加产生了显著的间接影响，并最终将二战期间女性就业的增加归因于教育的发展等长期因素。

与二战对已婚女性就业的有限影响不同，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对女性的就业以及婚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60年避孕药的使用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的批准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个州都降低了未经父母同意下获得避孕药的最低法定年龄，也促使了避孕药在单身女性中的广泛使用。戈尔丁在《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一文中通过对未婚女性避孕药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避孕药在大学女性中使用率的上升幅度最大，这与获得避孕药的法定年龄有关，在1969、1971和1974年的数据中发现，除了极少数几个州的最低法定年龄规定为14岁之外，大多数州的法定年龄都集中在18~21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大学阶段。她还指出，1970年大学一年级新生中有10%的女性，这些女性中有大约一半的比例在2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在1980年大一新生的女性比例提高到35%，但是在23岁之前结婚的比例却下降到不足30%，戈尔丁等认为，由于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避孕药在未婚女性中的广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性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女性的就业。

戈尔丁分析了影响女性就业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来自法律方面。为了保护一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各个国家都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了保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权益，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40个州都通过了关于女性工作时间的立法，对每周每天的最长工作时间做了强制性的规定，而且通过著名案例Muller v. Oregon(1908)使得法院确定了女性工时的立法。虽然各州在制定工时立法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女性，但很多学者指出这些法律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对于其他类似法律法规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些法律不但没能有效地保护这些群体，甚至还伤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戈尔丁也指出20世纪初期美国的保护性法律对女性的就业在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Elisabeth Lands（1980）通过不同州制造业的截面数据分析指出，在1920年最长工时立法确实减少了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但是也减少了制造业部门中女性工人所占的比例，且对于在国外出生的女性就业的减少更加显著。但是戈尔丁在《最长工时立法与女性就业：一个重新评价》（1988）一文中利用制造业的数据对最长工时立法重新做出评价得到的结论与Lands有很大差别。她指出，最长工时立法不仅使得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男性的工作时间也同样减少，而且女性在制造业部门所占的比例并能没有因为工时法的限制而降低；同时还指出女性在销售业等其他行业中所占的比例随着工时立法限制性的增强而增加。

对于普遍存在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关心歧视的程度。戈尔丁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歧视系数”理论和瓦哈卡分解等方法，而是在文章《管弦乐器的公正性：“盲演”对女性音乐师的影响》中抛弃了这些方法，通过对美国交响乐团招聘方式改革前后对比巧妙地对歧视直接进行测度。交响乐团在招聘音乐师的过程中，首先在申请者中筛选出一些优秀者，然后音乐总监通过面试的方式从这些优秀者中挑选音乐师。这种招聘方式会导致音乐总监对男性应聘者的青睐和对女性应聘者的歧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交响乐团面试音乐师的过程中都采用了“盲演”的形式，即利用一个“屏幕”向评委隐瞒选手的身份，这样评委就不会了解音乐师申请者的性别，只能根据申请者的技艺水平来招聘。戈尔丁等很巧妙的运用面试方式改革前后的花名册和试音唱片对歧视程度进行了测度，花名册是指交响乐团音乐师名单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乐器和职位，试音唱片是指乐团人事经理保存的面试过程记录，每个试音都有包括姓名、性别等完整的个人资料。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1）通过屏幕“盲演”的形式可以使女性从初赛晋级的可能性提高50%，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几倍；（2）通过花名册数据的分析，“盲演”能够解释交响乐团新雇佣音乐师中女性增加的三分之一原因，以及1970~1996年间管弦乐团中女性增加的四分之一原因。因此交响乐团招聘中采用“屏幕”进行“盲演”的形式有助于女性进入交响乐团。

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逐步发展演化的过程，戈尔丁在论文《已婚女性生命周期内的劳动参与率：历史的证据和含义》（1989）和著作《理解性别差距》（1990）中有所描述。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中，对于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期出生的女性而言，她们的劳动参与率更接近于“异质化”模型，一方面意味着已婚女性的劳动工作经验要高于二战前参与率较低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女性的平均工作经验增加有限，从1900年的6年或者7年左右上升到1940年的11年左右。她利用1890~1980年间的数据，按照每10年统计数据分为一组分析，认为通过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高估了1930、1940和1950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她也探讨了女性工作经验的变化也会影响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比率。1890~1900年间的工资比率为0.46，1940年上升到0.60，从1950~1980年间一直保持在0.60左右，1900~1940年间工资比率上升的原因中有50%可以用这一时期工作经验的增加来解释，而其他原因可能还来自制造业中女性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同时她指出调查数据中的“统计歧视”因素对工资比率也会产生影响。她还指出由于已婚女性的“结婚门槛”等制度障碍以及较少的兼职工作岗位的影响，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被延长。并且，她还分析了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的几个因素。从人事管理实践的演变过程来看，企业发现雇佣那些有家庭责任的工人（例如有孩子的年轻女性）是有益的；而且男性逐渐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二、教育发展史

女性就业的增加与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工作，Weichselbaumer & Winter-Ebmer（2007）指出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女性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了她们自身的劳动生产力，使得由于性别歧视而导致的工资差距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的65%下降到90年代的30%左右。由此可见，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戈尔丁在《改变女性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平静革命》（2006）一文中围绕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将19世纪后期至今的女性就业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劳动力市场中女性通常都是年轻的未婚女性，此时劳动力供给收入弹性很大，而替代弹性很小，大多数女性工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1950年左右，这个阶段放松了对已婚女性工作的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收入弹性在绝对量上大幅下降，中等学校的入学率和毕业率的增加、兼职工作的兴起以及办公设施的普及都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大幅提升。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平静革命的起源阶段，在45~54岁和35~44岁两个年龄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增加，从195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6%。第四个阶段是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即“平静革命阶段”。平静革命主要通过视野、身份和决策制定三个指标表现出来，其中视野主要指女性能够更确切的预期到她未来的职业生活；身份是指女性结婚后名字中还保留着她们的姓氏；决策的制定使她能够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更为充足的准备。女性接受教育的变化趋势推动了女性的就业。

美国历史上有过三次重要的教育改革，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初等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是中等教育的扩展；第三次是二战期间大学教育的发展，中等教育的增加幅度要大于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增加幅度，因此，戈尔丁在《美国的中等教育毕业生：20世纪中等教育的演变与普及》（1998）一文中对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美国大部分地区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和毕业率在1910~1940年间都有明显的增加。在20世纪的前75年中，美国各类教育增加的可能因素中，中等教育的变化在数量上是最大的，并且设计一个实验：假设在1886~1890年间出生的男性的大学入学率保持不变，允许1926~1930年间出生的男性的中等教育入学率以及毕业率提高，那么最终会导致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2.7年，进而计算出学校教育增加的70%的原因都要归功于中等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的上升。在1910~1940年间，入学率从18%上升到73%，毕业率从9%上升到51%。

第三次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引起了戈尔丁的关注，她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形成：1890~1940》中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做了描述：（1）从教育机构的数量上来看，在1638~1819年间只建立了49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的40个私立机构），但是在1820~1859年间、1860~1899年间和1900~1934年间分别建立了240、432和200个高等教育机构（私立机构分别为225、348、165个）。究其原因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对化学、物理、农业以及社会科学方面人才需求的大幅增加，进而促进了相应教育机构的广泛建立；另一方面，莫里尔法案的实施促进了大量农工学院的建立。（2）从高等教育的规模来看，戈尔丁通过1897、1924和1934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以每个机构的平均学生数量来衡量，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学生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90~1940年间和1941~1990年间，学生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比例从0.22上升到0.67。(4)在这个时期，入学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入学率的变化幅度并不大。（5）从男女大学入学比例来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男性的大学入学比例高于女性，在1947年男女的大学入学比例的差距达到最大值，50年代男性和女性的大学入学比例的差距又开始下降，80年代，女性的入学率和毕业率都超过了男性。

大学教育的发展也使得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戈尔丁指出1940~1950年间接受更多教育的女性会考虑要较少的孩子，而且她还认为避孕药在未婚女性中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据调查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近1/3比例的女性毕业于高等教育机构。

每个阶段的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中等教育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支持，并且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戈尔丁在《人力资本世纪和美国的领导：过去的优点》（2001）一文中指出，在基层的民主以及平等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具有很多的优点，这些优点主要包括：来自不同渠道的教育资金支持；在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强调知识的应用；教育的发展规划具有长期性；招生中男女学生的同等对待等。虽然这些特点在美国的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期角度考虑，这种平等主义原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青少年入学率很低时，平等主义原则可以提高入学率，一旦入学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而仅仅依靠平等主义原则必然会造成大家都不愿意去努力。她以教育的资金来源为例进行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

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其收入，但是教育年限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众多文献对20世纪初期的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大多数文章都忽略了之前受过教育人数的存量问题，而戈尔丁在《20世纪初期的教育和收入：来自大草原的证据》（2000）一文中利用美国艾奥瓦州的统计数据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计量方法对教育回报率实证研究得到：（1）男性的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年限回报率在11%左右；（2）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工资存在很大差异；（3）对1915~1925年间艾奥瓦州各县的农业生产力进行分析发现，农业的教育回报率有所提高，并且通过对比1940年、1950年和1960年艾奥瓦州的数据可知，1915~1940年间的教育回报率是下降的，在40年代再次下降。

三、经济不平等性以及技术－技能的互补

经济不平等性与教育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戈尔丁在其著作《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中对二者的关系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她指出，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大众化教育的实施，使得20世纪称为“人力资本世纪”和“美国的世纪”。关于教育、技术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性，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接受更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进而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仅仅取决于教育投资，还需要取决于政府的类型、产权的保护程度等许多其他先决条件；（2）教育的发展也能够带动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技术的不断进步也需要更多受到更好教育的劳动力。相对于受过较少教育的劳动力而言，那些受到较多教育劳动力的工资要更高，而这些受过较多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必然会造成受过较多教育和较少教育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不断扩大。如果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相对比例保持不变的话，则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如果教育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技术进步就会导致经济不平等性的下降；（3）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持续的上升；但是经济的不平等性却表现为非连续性。在20世纪的前70多年间，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平等性的下降，但是在20世纪的后20多年间，经济的不平等性又逐渐增加。（4）从以上这些表述来看，20世纪美国不平等性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教育发展的速度与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同步。

对于不同阶段工资差距的缩小以及扩大的分析，除了从宏观角度出发，还有许多文献从纯理论以及微观角度进行研究。Bartlett(1978)、Miller（1955，1958，1966）利用公开的工资调查数据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工资差距缩小问题；Kuznets （1953）和Goldsmith （1967）从收入所得税角度找到了工资差距的缩小始于1940年以前的证据，而且后者指出工资差距的缩小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由于调查时间的不同，这些关于工资的调查数据之间缺少可比性，使得分析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戈尔丁在《大压迫：20世纪中期美国的工资结构》（1992）一文中利用1940和1950年的微观数据样本和1960年公共数据样本对工资结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工资结构差距的缩小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二战对不熟练劳动力需求以及工资被操纵产生了短期影响，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和供给变化产生了长期影响，这两种影响共同作用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工资结构差距大幅缩小；（2）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NWLB）对20世纪40年代工资结构差距的控制、最低工资的引入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3）20世纪50年代广泛的劳动运动以及工会在工资差距缩小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4）这个期间受到教育劳动力的增加降低了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以及大萧条时期的平均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工资结构差距的缩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技术的进步与工资结构的扩大同时期发生，因此很多学者会得出技术和人力资本一直是相对互补的观点，如Z.Griliches(1969)证明当今以及过去一段时间资本和技能是相对互补的；但是James & Skinner（1985）指出19世纪中发生过很多技术进步替代物质资本、原材料以及不熟练劳动力的变化。这可以充分说明二者之间并不总是相对互补的，那么二者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互补品的？戈尔丁在《技术、技能和工资结构：从过去的视角的分析》（1996）一文中通过1909和1919年美国制造业的普查资料以及194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资本－技能和技术－技能之间的互补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制造业的普查数据包括资本的存量数据，工人只被分为儿童和成人两大类，白领工人有较为详尽的分类；1940年的数据包括工人最后毕业的院校、行业以及职业等。她首先分析了蓝领职业中受过教育工人的相关问题，通过对194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18~34岁的男性蓝领工人中，有27.6%的人接受过教育，且批量生产技术产业（石油加工、有色金属等）与高技术产业（电话、飞机等）中的工人的比例不同；随后利用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1909、1919年的制造业的数据相结合对资本－教育和资本－技术的互补性问题进行了分析：（1）资本－教育的互补性。1909和1919年资本存量和工资收入者的比率与1940年工业中受教育的工人成正比例，而且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与中等教育毕业率7.7%的增加相关；更进一步，1909~1919年间资本的快速增加与工业中工资收入者的教育相关，在20年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存量增幅较大的企业会雇佣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2）资本－技术的互补性问题。劳动力成本中的非生产性工人比例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而增加。在1909~1919年间制造业部门中的非生产性工人的比例从13.9%上升到15.7%。通过构建一个模型对1909~1919、1959~1969、1969~1979、1979~1989年间的资本－技术互补性问题进行对比分析，模型中假设每10年中的资本都是准固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函数是超越对数函数，非生产性和生产性劳动力是自变量，生产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通过分析发现：1909~1919年间的资本－技术互补性系数大于1959~1969和1969~1979年间的该系数，约等于1979~1989年间的该系数，这说明1910年左右对资本－技能互补性的冲击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计算机革命改变类似。

戈尔丁在《技术－技能互补性起源》（1998）中对技术－技能的互补性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并不一直是相对互补，Cain & Paterson （1986）和James & Skinner（1985）指出，19世纪的技术进步中物质资本是原材料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互补品，替代了熟练的技术工人。戈尔丁利用制造业的数据证明了1909~1929年间技术－技能互补性的存在，而且与连续生产、批量生产的技术以及电力发电机的使用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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