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调

武林调又称“杭曲”，是一种流行于浙江杭州及周边地区的曲艺唱曲形式，形成于清代后期。武林调的表演形式以坐唱为主，叙唱结合，一人担当多个角色，模拟形态，塑造人物，通俗生动，引人入胜。多在茶馆、书场、游艺舞台演出。

武林调

图片由网友“失控的疯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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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明清时期，杭州作为佛、道宗教盛行之地，民间宣讲宝卷的活动颇为活跃。清代中期至末叶，“宝卷”的宗教性质逐渐淡化，相继出现了《白蛇传宝卷》《梁山伯宝卷》《珍珠塔宝卷》《何文秀宝卷》《螳螂结亲》《百花宝卷》《百鸟宝卷》等一大批世俗题材的宝卷，很受民众欢迎。至此，现代意义上的曲种“杭州宣卷”大致形成，在民众的节庆活动中作营业性演出，这就是武林调的雏形。

民国十年（1921），杭州宣卷艺人将宣卷形式搬进“杭州大世界”等游艺场所演唱。其演唱曲目仍以世俗化的宝卷为主，如《百花台宝卷》《梁祝宝卷》《龙图宝卷》《珍珠塔宝卷》等，并吸收《七朵花》《九连环》《卖花线》等民歌小曲融入其演唱的宝卷曲目中。伴奏除用原有木鱼击节外，又增加了二胡弦乐等伴奏乐器。其后，又以戏曲形式演出《卖油郎独占花魁女》一剧，时称“化妆宣卷”，后改称“武林班”。

在这个时期，民间尚有众多的“宣卷班”仍用传统的说唱方式演出，他们和进游艺场的宣卷班同时发展，曲调相互引用，早期曲调沿用原宣卷中的曲调，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上下句结构，俗称“大经调”。又吸收外来曲种的“梳妆合”等改造成“平板”，将昆曲曲牌“满江红”衍变成“大陆板”“游魂调”等。其演出场所为茶馆书场，如喜雨台茶楼、雅园茶楼、城隍山茶楼等。他们还常常进入市民家庭唱“堂会”。在演出形式上改坐唱为走唱，灵活多样。

民国十八年（1929）、民国二十一年（1932），武林调曾两次遭遇当局禁演。后经武林调和武林班艺人百余人联合与当局斗争，才得以恢复演唱。当时，杭州的武林调迅速发展，武林调以曲艺形式演出，活跃于遍布杭城的茶店书场等曲艺演出场所，并与以演戏曲（杭剧）的武林班艺人联合，成立行会组织“春秋社”。

民国二十二年（1933）、民国二十四年（1935）、民国二十五年（1936）、民国二十六年（1937），当时的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杭州市政府曾先后举办“杭州市游艺人训练班”，参加该训练班的武林调艺人达114人并结业。

经典曲目

武林调的曲目，基本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宣卷时期的曲目，一般都根据书肆、经房出版的宝卷，照本演唱。初期都是宗教故事和劝世经文，如《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等曲目。后期才以民间故事和戏曲曲艺改编的故事为题材，如《赵五娘宝卷》《李三娘宝卷》等曲目。

化装宣卷时期的曲目，开始是以宝卷改编为主。后来进入城市剧场演出，才创作或移植别的剧种曲目。如进杭州大世界游艺场就演出创作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进入上海，采用过京剧剧目，如《狸猫换太子》《儿更天》《探阴山》《铁公鸡》等；甚至还根据文明戏剧本，改编演出过《箱尸案》。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特别是在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创新、编新、“说新唱新”时期，武林调演出的现代曲目，有《比媳妇》《东风解冻》《雷锋》《社长的女儿》等，改编的曲目有《红岩》《箭杆河边》《年青的一代》《刘胡兰》《王杰》等等。这些曲目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武林班演员上山下乡、进村下矿，为人民大众演出。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武林调积累了四十余部传统曲目，《方卿见姑》《岳飞传》《玉堂春》《何文秀》《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