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

《郑风》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民歌，被搜集在《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当时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郑国风俗比较开放。那时战争频繁，人口稀少。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繁育人口，竟然规定还未结婚的超龄男女，可以在仲春时候自由相会，自由同居。郑国风俗，每年三月，青年男女手执一种叫荷的香草在滚水、消水两边游春，以祛除邪恶，这也为青年男女的恋爱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因此郑风中大多是恋爱的诗歌。

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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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诗经国风中的内容。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八○六)封其弟友于郑。郑地，即今陕西的华县。友，就是郑桓公，当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时，他与周幽王同时被杀。其子郑武公与平王东迂，并吞了虢国与桧国的领土，沿袭旧号，命名新都为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郑州、荥阳、登封、新郑一带地方。“郑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

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春秋之际，人民创造了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调，激越活泼，抒情细腻，较之迟缓凝重的“雅乐”，无疑是一个进步。所以当时的名人季札听了也不禁要脱口赞道：“美哉，其细也甚！”孔子责备“郑声淫”，要“放郑声”，就是害怕郑国这一“激越活泼”的新声，会取代周王朝的正乐。

“郑风”中绝大部分是情诗，这虽同郑国有溱水、洧水便于男女游览聚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同郑国的风俗习惯密不可分。从《溱洧》一诗看，郑国的上巳节，实际就是一个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正因为郑国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所以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如郑厉公四年(前六九七)，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妈妈：“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她的妈妈答道：“父亲只能有一个罢了，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可做。”一个世家命妇居然用这种亵渎礼教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郑国一般人民的男女观念，那就更可想而知了。懂得了这点，再读郑风中那些大胆的情诗，也就好理解了。

当然，从郑国人民歌唱的本身说，恐怕反映自己劳苦和怨愤的诗歌也决不会少的。何况郑国当“虎牢”天险，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人曾指出“春秋战争之多者，无如郑”，但是，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却在“郑风”中看不到。这可能是编选者排斥的结果。

在《诗经·国风》当中，卫国的诗歌作品保存最多，《邶风》、《鄘风》、《卫风》共存诗三十九首。但是，若按十五国风的分类来计，《郑风》是其中存诗最多的一类，共有作品二十一首。卫国为殷商旧地，卫诗的繁荣是无疑是接受殷商文化浸淫的结果，那么郑诗的兴盛是否具有相同的原因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从地理位置上讲，郑国处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其深受殷商文化之浸淫自不待言。因此，郑卫两地的风俗民情也表现了许多相同的特点。《史记·货殖列传》云“郑、卫俗与赵相类”，而其记赵、中山之俗时云：“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0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汉书·地理志》记二国风俗时则云：“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在春秋战国时代，“郑卫之音”是新兴音乐的代称。《礼记·乐记》魏文侯云：“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由“郑卫之音”这一名称，我们可以推知郑音与卫音赖以产生的共同的文化土壤，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基本相同的文化属性。

另一方面，当“郑卫之音”被作为新兴音乐的代称在春秋以后得到普遍地使用时，孔子却是用“郑声”一名来指代当时的新兴音乐的。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i]他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ii]其后，“郑声”之名与“郑卫之音”等名称并行于世。《汉书·礼乐志》云：“（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从这里可以看出，与“郑卫之音”相同，“郑声”也是被作为新声的代称使用的。“郑声”何以能够独自成为新兴音乐的代称？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这与郑国商人的活跃、商业经济的繁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都市文化的发达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春秋时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盛，从开国之初就建立了经商传统的齐国自不待言，晋楚等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亦相当频繁。但是，在所有诸侯国中，商人在郑国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却是其它国家无法相比的。这在《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对韩宣子的一段话中得到了相当突出地反映：“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郑公室与商人盟誓以相保，郑国商人地位与势力之强由此可见。《左传》所记三起有关商人的事件皆出自郑国，而郑商人弦高以郑君的名义与秦军交涉而使其退兵一事，更集中地反映了郑国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郑国的商人“出自周”，而这些“出自周”的商人的祖先，却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尚书·酒诰》有云：“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由此可知，“艺黍稷”与“牵牛车、远服贾”是周人克商后殷商遗民被特许从事的社会活动。在丧失土地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因而也使“商人”成为经商者的代名词。[iii]失去土地与政治权利的商人虽然地位低下，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依然能够承袭殷商文化重声的传统，保持其文化属性上的相对独立。这应是在商人拥有特殊地位的郑国其声乐文化相对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所发生的影响之外，郑国声乐文化的发达与郑国商业的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本身即是衡量文化是否繁荣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往往同时也是文化的中心。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中表现出来，新声靡乐的兴盛往往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走向繁荣时最直观的表现形态。南北朝时的金陵、隋唐时的扬州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典范。因此，当郑国的商人与政治家结盟而获得政治上的保障时，郑国的商业经济走向繁荣当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作为自由贸易的条件与结果，各种类型的“市”（“肆”）也为人们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机会与场所。出现于《郑风》中的“东门”，即市民及手工业作坊集聚的东郭的正门[iv]。商业贸易的发达与郑地故有的浓郁的商文化色彩，共同促进了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郑地的新兴音乐因此成为诸侯国中最为发达的一支。“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声乐文化的发达不但为《郑风》作品的大量采集提供了条件，也成为“郑声”之所以能够指代“新声靡乐”的重要原因。